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齊宣王曰：『不若與人。』孟子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齊宣王曰：『不若與眾。』」去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0.82％，創21年來新高，然而社會大眾並沒有普遍感覺到景氣復甦帶來的實質益處，因而此次的景氣復甦被稱為「無感復甦」。政府相關部門乃希望民間各業以調升員工薪資來使社會大眾普遍享受到景氣復甦的實益；甚至政府帶頭規劃調升公務員薪資3％，希望民間企業能共襄盛舉，由「獨樂樂」轉為「眾樂樂」。

    　公務人員調薪案消息傳出後，固然有部分企業熱烈配合，然而根據經濟部長施顏祥在立法院的答詢，企業界「至少」有3成願意加薪，媒體所做的調查則有近9成不會配合調薪。倘若屬實，則公務員調薪的結果，未能產生「波及效應」（spill-over effect）到民營企業。原本政策期待藉著全民加薪使「無感復甦」變為「有感復甦」，反倒變為「幾家歡樂幾家愁」了。

    　何以這個用意良好的政策，還沒正式推出就顯得疲弱無力？若從總體經濟學的「理性預期理論」角度探討，顯示企業經營者對政府財政感到憂慮。雖然行政院長吳敦義日前強調公務員調薪可以由稅收增加、公股盈餘及國軍營地之土地活化等三個來源取得資金，不會產生資金排擠效應或增加財政負擔；然而在次日舉行的行政院院會通過101年政府預算案時，卻強調101年度中央財政「非常困難」。政府財政困難的最終解決之道，必然是向民間加稅或發債，前者將直接增加企業經營成本；後者將因資金排擠效應使利率提高，而間接增加企業經營成本。因此既然未來經營成本會提高，依照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企業經營者會考慮前述因素而預為因應，從而選擇不在此刻給員工加薪，希望多保留資金以備未來之用。

    　另從勞動市場理論觀察，則更單純。企業是否對員工加薪，端視該等員工對企業的貢獻度和不可或缺性而定。如果勞動市場寬鬆，企業就沒有為員工加薪的必要性。雖然現代公司治理理論，要求企業經營者應兼顧股東、債權人、員工、客戶、供應商及社會大眾的利益；然而實務上的優先順序（priority），仍以股東權益（或公司獲利）為最優先考慮。對企業而言，加薪與發放績效獎金或員工紅利，若所增加的人事成本相等時，企業將選擇發放績效獎金或員工分紅，因為此二者都能有效激勵員工，從而增加公司獲利。相反地，加薪的激勵效果有限且使獲利立即減少。更何況今年以來各項原物料價格飛漲，加上東日本大地震的衝擊，多數的企業經營者面對這樣的經營環境，都戒慎恐懼，那有為員工加薪的動機？

    　雖然去年經濟景氣大幅回升，但企業賺錢並不表示全民收入提高。由於全球化的分工體系，企業獲利的原因可能來自海外投資，因而享有獲利成果的是大股東及高階主管，享有就業提升的是海外員工；本國一般大眾的所得與就業，並未顯著增加，因而有「無感復甦」的現象。企業獲利固然會增加營所稅的稅收，然而大股東及高階主管，因為有太多的避稅工具，使其個人所得稅與所得收入顯著不相稱，而使社會呈現M型的所得與財富分配，加深社會貧富差距。立法院上周五通過的「特種貨物及勞務銷售稅條例」（俗稱「奢侈稅」），在打炒房及安撫社會大眾貧富差距對立心態等方面，有其值得肯定之處，惟奢侈稅的收入將用為協助社會弱勢者之用，因此並無助於「無感復甦」之改善。

    　既然公務員加薪只能讓公務員「獨樂樂」，而無法讓全民「眾樂樂」，顯然「無感復甦」的改善應另闢蹊徑。在吳揆釋出公務員調薪訊息的次日，香港立法會議通過下年度預算案，決議對每位年滿18歲以上的永久居民派發港幣6千元（本質上是全民的定額退稅）。以定額金錢派發給全體公民，相較之下，更讓人有經濟復甦改善全民收入的感覺。換言之，當企業經營者不願或不能配合政府政策來調薪，若要讓經濟呈現「有感復甦」，香港措施可以做為參考。

    　不過，要發錢給全體公民的前提，就是財源應有著落。師法新加坡設立基金在全球投資，藉此賺取龐大收益（但要冒著極大風險），或學習澳門、香港，開放博奕產業經營，由政府徵收高額稅捐，都不失為可以考慮的辦法。除此之外，向社會金字塔最上層「拔鵝毛」，對於超高所得者課徵「所得平衡稅」（名稱暫訂），以此財源發放全體公民「經濟復甦分享金」，好讓經濟復甦成果不歸超高所得者「獨樂樂」，而讓全體百姓也得以「眾樂樂」，亦為方法的一種。但這些措施都存在極大爭議，在缺乏社會共識下，實現的可能性並不大。